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。讲到这种人生的经验,孔子真是圣者,实在了不起。子曰:可与共学,未可与适道。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。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”

他说“可与共学,未可与适道”,有些人可以同学,年轻做朋友蛮好,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,不一定能共事业。假如有一个事业,认为是好朋友,拉在一起做,往往后来朋友变成冤家,真不划算,如不共事业,还是好朋友,多圆满!朋友是难得,结果变成冤家,等于离婚一样,该多痛苦?

所以汉光武找严子陵,而严子陵始终不干,始终和皇帝是好朋友,多舒服!汉光武刘秀和严光(子陵)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,后来刘秀当了皇帝,下命令全国找严子陵,而严子陵不愿出来作官躲了起来。后来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,发现有一个人反穿了皮袄钓鱼,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,桐庐县的县令把这件事报到京里去。汉光武一看报告,知道这人一定是老同学严子陵,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,但严子陵还是不愿作官。

汉光武说,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,如今见面还是同学,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,睡在一起,好聊聊天,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,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。历代以来的读书人,都很推崇严子陵,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。如果他作了汉光武的官,最后历史的记载,两人有没有这光荣史迹,就不知道了。

“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。”有些人可以共赴事业,但是没有办法共同建立一个东西,无法创业。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,再回过来看这节书,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。明太祖朱元璋,最初尊孔子,反对孟子,把圣庙里孟子的牌位丢掉,说孟子没什么了不起。后来观念转变,翻开孟子一看,读到孟子说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!”那一段,他又立即认为孟子真是圣人,恢复了孟子在圣庙的牌位。这就是说明要人生的经验多了,才体会得出圣贤之言的可贵。

“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”有些人可以共同创业,但不能给他权力,无法和他共同权变。这在历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,有些人学问、道德都不错,作别人的高级干部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错,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,他自己会害了自己,就坏了。譬如现代史中的袁世凯,和曹操差不多,是乱世奸雄,治世未必能。如果一个人大权在手,又有道德学问的修养,把权力看成非常平淡,那就高明了。

再说,由“可与共学”到“未可与权”这三句话,我们可以借用宋代蒋山赞元禅师对王安石说的话,作为更进一层的了解。王安石与赞元禅师交情犹如兄弟,一个出家当了和尚,一个作了宰相,王安石每个月都要写信给赞元,而赞元始终不打开来看。

有一天王安石问他能不能学道,赞元禅师说:“你只有一个条件可以学道。但有三个障碍永远去不了,只好再等一世,来生再说学道的事吧!”王安石听了很不痛快,要他说明。他便说,你“秉气刚大,世缘深。”你的气大,又热心于人世的功名事业,成功与失败,没有绝对的把握,你心里永远不会平静,哪里能够学道呢?并且你脾气大,又容易发怒。作学问,重理解,对学道来说,是“所知障”,你有这三个大毛病,怎么可以学道?不过,不大重视名利,而且生活习惯很淡泊,很像一个苦行僧,只有这一点比较近道而已。所以说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论,等来生再说吧!

在宋神宗的时代,由“拗相公”王安石的执政时期,想要恢复王道的井田制度、实行管仲治齐的军政管理、建立“保甲”等制度、整顿经济财政的田赋税收,便大力推行新政,不惜排除平时文章意气相投的名儒大臣们的反对意见。渐渐演变,就明显成为派系的斗争。到了最激烈的时候,就认定以司马光为首的为“洛党”,以苏东坡兄弟为首的为“蜀党”,极力加以打击。形成了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,乃至有一度立了党人碑,连司马光、欧阳修,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,都列名在党人碑上,几乎要杀头坐牢的!

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,双方都不是坏人,这两派都是好人。而作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,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,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,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,当时实行得不对,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,如保甲邻里制度,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,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。

王安石本人,既不贪污,又不枉法,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,虱子都在领口上爬,爬到衣领上去,被宋神宗看见,都笑了。三餐吃饭,都只吃面前的一盘,一则是因为近视,看不见对面的菜,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,对于物质的生活,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,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,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。朋党则比周,同一政治意见的人,会互相包庇,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,拉自己的关系,结果就废公趋私,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,内外挟制,而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,把好人当招牌,安安稳稳坐在上面,替坏人做了傀儡。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。

我们结合赞元禅师答复王安石的一段对话,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与宋神宗时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,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说的这三句话的份量了。

摘编自《论语别裁》《原本大学微言》《历史的经验》

中国这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化思想、多彩多姿的历史经验,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,这的确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地方。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常常可以看到,有些人平常人品很好,但是一旦到了某个地位,就经不起环境的诱惑,而大动其心了;相反的,一旦失意,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,于是也大动其心了。

现在在座的青年,看起来一个比一个淳朴可爱,但是有一天到了“哼啊!哈啊!”的显要地位时,或者变成一个大富翁时,周围人一捧,那时如果没有“守约”的工夫,那你就不只是动心了,而是连本有的平常心都掉了,昏了头了,这样自然就随着外境乱转了。
我们每天乱七八糟的心境状态中,要想修养到安详、平和、宁定、超越的境界,是很难的。首先必须要训练自己,把心理集中到某一点——这是现代的话。孟子讲不动心的修养工夫,第一步就必须做到“守约”。照佛学原理说来,就要“系心一缘”,把所有纷杂的思绪集中到一点,这就是“守约”。孟子认为修养到不动心,必须先做到心中有所主。

如果没有经过时间、环境的考验,很难对一个人的品德、修养下一个断语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可与共学,未可与适道;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”。我积一生的经验,对这几句话体会很深,那就难了。

又说“可与立,未可与权”,可以共学,也可以适道,可以共事业,但不能共成功,无法和他共同权变,不能给他权力。如果共同做生意,失败了也许还能不吵架;最怕的是生意赚了钱,分账不平,那就动了心,变成冤家。

我常对朋友说:你的修养不错,差不多做到了不动心。不过,可惜没有机会让你试验,看看一旦有了权位是不是还能不动心。人到了一呼百诺这种权势,连动口都不必,话还没说出口,旁边人就已经服侍得周周到到的了,这种滋味当然迷人,令人动心。所以要修养到“守约”、“不动心”,的确是圣人之学。

《孟子与公孙丑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