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温州乐清县。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及特点,颇多继承和弘扬浙东学派的精神。浙东学派是南宋和清初时期提倡实事实功、主张穷经而求证于史的学派。 

浙东学派巨子陈亮有所谓“推倒一世之智勇,开拓万古之心胸”的学术气魄,不盲目崇拜权威和陈腐教条,在学术研究上开拓新路。南怀瑾先生非常推崇陈亮,他于1976年《论语别裁》再版前言之最后,特录了陈亮(同甫)的一大段话,作为引导读者如何读通《论语》的方法。他赞赏陈亮将《论语》从“通体”上理解,不主张一句一节“举其一而遗其一”,支离了《论语》原义。 

南怀瑾先生的《论语别裁》体裁上独创一格,另辟蹊径,在语言上通俗生动,也正是吸取陈亮从“通体”上读通《论语》的经验,“不为诡异之体”,“不为险怪之辞”,而却“智略横生、议论风凛”(辛弃疾评论陈亮语)。此外南先生还接受浙东学派的“穷经必究于史”,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的主张,他认为“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,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”,“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”。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“不开倒车,而是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”。也就是用现代的新观念去理解古代经籍,将死的东西变成活的。发展了浙东学派“经史参合”,“观时察世”的治学精神。 

浙东学派提倡实事实功,“讲实理,育实才而求实用”,“学业将以经世”,“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”。南怀瑾先生学问渊博,“会众而合一,一本而万殊”,均落实于经世致用,认为求学问乃“不为一己之虚誉”,而是解决人生的问題,解决社会的世道人心的问题,讲安身立命,立身处世的道理。他反对宋儒理学家驾空蹈虚之说,空谈性命之道。他对 宋儒中治学不老实的态度持批评看法,宋理学家明明是偷运了佛、道的哲理而却大骂佛、道。这种“阴奉之而阳违之”的做法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。南怀瑾先生认为儒、道、释最终的宗旨都在求生民之利,为“救世治平”。他还身体力行,如关怀教育事业、培养一些“读书种子”,为国民谋福利,为金温铁路的建设出力。这也正是“实学”精神的体现。

浙东学派反对将“义”与“利”割裂开来,对立起来,叶适和陈亮皆主张“义利”相互结合。认为只谈义而不讲利“乃无用之虚语”。南怀瑾先生主张“用仁义的手段来兴利,或为天下的利益,或为自己的利益,”也就是叶适所谓的“以利和义”的意思,这个利是除公利外也包括私利,前提是“用仁义的手段兴利”,“利世利人”,“自利利他”。怀瑾先生认为牺牲自我救世救人,是“充满着大乘菩萨的精神”,应该崇仰。但“实践其道,谈何容易”。因此不能“陈义太高”要求一般人都能舍生取义。“较近乎人情”的是“用仁义的手段”“利己利他”,这正符合陈亮所说的“义利双行”的意思。 

浙东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都具有兼容并包、博采众长的风格与特色。其中吕祖谦更为突出,他在学术上以“杂博”著称,不囿门户之见,主张兼容并蓄,对各学派采取“泛观广接”、“未尝倚一偏、主一说”的居中持平的态度。其学术上宽宏的气度表现在对各种“相反之论”皆予心尊重,学风上的谦虚“未有自大”、博取众长深得时人的称赞。其后清代的浙东学派也是如此,认为学术上的“门户之病,最足锢人”(全祖望语),以为各学派的学术思想是相互融通的, “门庭路径虽别,要其归于圣人则一也”(同上)。南怀瑾先生在治学上正是这种兼容博采的精神,正是一个开放型学者所具备的风格和胸襟。作为整个中国文化史的“通体”的研究,他精通经史百家,出入佛老。融合儒、道、释,深入浅出地阐明个中哲理,推陈出新,能为广大读者所领悟,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普及化之功甚大,也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

潘富恩教授: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。1933年生,浙江温州人。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,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,博士生导师。著作有:《二程理学思想研究》、《吕祖谦评传》、《范缜评传》、《程颢、程颐评传》、《中国古代认识史略》、《中国哲学论稿》等数部,并有多篇论文发表于《哲学研究》、《学术月刊》、《新建设》等学术刊物。

本文原载于《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6年第三期。